近日，新会一中林震宇同学在会城骑虎庙旁发现刻有“云龙社学”等字样的石匾额（如图，林震宇摄）。“云龙社学”是什么？这石匾额是何年何代之物？它又为何会在这里呢？

　　据笔者所知，“社学”是古代地方学校。它不同于官府办的高等级的儒学，更不同于“宗学”——王亲功臣子弟学校；“武学”——武官子弟学校；“社学”是乡间办的平民初等学校。当年陈献章白沙先生比喻：“今之郡县学，古之大学也；今之社学，犹古之小学也。”（《程乡县社学记》）

　　“社学”首创于元代初，大量兴起于明代。查明万历《新会县志》，卷三记有洪武八年建社学的帝王命令（“制曰”），结尾带有“钦此”套语，而《明史》中找不出此“诏书”。《明史》卷二确有明太祖于洪武八年（1375年）春正月“诏天下立社学”的字句，然而，明初虽下令建“社学”，但其时并不兴旺。《明史》卷六十九又记：“社学，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正统时，许补儒学生员。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然其法久废，浸不举行。”

　　可知，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朝廷更具体地下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但是，“其法久废，浸不举行。”而在南粤的新会县，幸运地出了一代大儒陈献章，本地历来相传，乡贤白沙先生十分重视平民教育，促进兴办社学。弘治三年庚戌（1490年）秋，白沙游粤东程乡县（即今梅县，又称嘉应州），受该县社学创办者刘知县之邀，作了《程乡县社学记》（《陈献章集》），阐明了他的思想观点。与陈白沙交往密切的官僚们受其思想影响，重视地方教育。据上述万历《新会县志》记载，成化年间广东省提学赵瑶等，新会知县丁积（白沙弟子）、杨如等，都大力推动办学这件好事实事，因而“凡坊、隅、乡、都，皆立社学”（万历县志）。陈献章在《程乡县社学记》中说：“国朝开设学校，自胄监至于府、州、县，备矣，惟乡之社学不列于官，待有司而后兴。”可见，由于社学是民办学校，“不列于官”，需要地方当局（有司）去抓、去推动方能兴盛。

　　至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新会县志》成书时，新会各“都”、“坊”已办起社学14间，其中在县城的宣化、源清、礼义3坊各有2间，共6间；在乡村的归德都1间、华萼都2间，中乐都2间，潮居都2间，双水都1间。但怀仁、新化、遵名、石碑、古博、登名、平康、得行、文章、潮阳、古劳等11都，“社学俱未创建”。

　　之后，新会社学陆续有新开办，但至清中叶以后，社学逐渐为义学、蒙学，包括大馆、中馆、私塾和家塾所代替。一批社学发展成为书院，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会知县周志让因为景仰先贤白沙先生，将江门盐仓街（今书院路）的原社学改为官办景贤书院；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新会知县萧榕年将棠下观澜社学改办为观澜书院；还有一些“社学”之名一直保持至清末，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启超故居附近，有梁启超题字“宏文社学”的匾额。会城骑虎庙近旁，原有骑虎涌流经，流出会城河，所经水关称骑虎关，都因近在骑虎庙而名（笔者有专文《邓宥与骑虎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虽已盖涌，但涌的东岸称骑虎东、西岸称骑虎西的地名至今沿用。骑虎涌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从庙的北面经过，60年代初裁弯改直后变为在庙的南边流过。庙前跨涌的小桥称“云龙桥”。

　　又据明万历《新会县志》记，“宣化坊社学二：骑虎庙、南山庙。源清坊社学二：五显巷、颜屋巷。礼义坊社学二：雷山下白虎头、流杯村。”很清楚，在骑虎庙的社学正是这个“云龙社学”。该社学诞生于明代，正值新会大兴社学时期，有400多年历史，但该石匾额似为后来清代再刻，不过它的留存，成为新会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的历史见证，也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物。 （林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