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门口的外墙颇有特色。

墙上的灯颇有文化味道，仿佛在诉说当年的荣耀。

文明书局编印的书籍，现在收藏在景堂图书馆。

文明书局编印的书中，印有当年文明书局的外貌。

市民匆匆经过新华书店，但有多少人知道它曾是文明书局旧址、新会文化界会馆？

文明书局编印的《应世杂文》一版再版。

　　文/本报记者 谢富瑞 实习生 张文锳　图/本报记者 谢富瑞

　　1912年，因承印新会第一份日报，何琴樵、施见三等开设了文明书局。从此，文明书局在葵乡这一座小城萌芽、抽枝、茁壮成长……在八股已废、新学启蒙之时，文明书局通过多种形式，向新会各阶层输送“文化食粮”，力求开通民智，这对于民俗进化，尤其对学校教育和民众知识教育都有重大的推动力。

　　现场寻访

　　被淡忘的文明书局

　　“文明书局的旧址即现在的新华书店，以前被文化界称为‘文化界的会馆’，向新会各阶层输送‘文化食粮’。”在一次闲聊中，新会景堂图书馆老馆长李中壮这样告诉记者。于是，在一个休闲的周末下午，我来到了位于大新路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冷冷清清，文学史里被誉为“伟大的、划时代的”大师们的书陈列在书架上，令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而旁边的服装店却热闹非常。是的，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过去了，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

　　我注视着新华书店的一隅，那个戴着近视眼镜，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虔诚地捧着一本诗词，嘴唇轻轻动着，似乎在默念着心爱的诗句。“这有什么好拍照的？”女孩子看着我拿着专业相机，不停地拍摄，不解地问。“这是原来的文明书局，曾经是‘文化界的会馆’。”“嗯……”女孩子便低下头，继续默念着心爱的诗句，并没被“文明书局”这几个字所吸引。

　　“很多人对文明书局都已经淡忘了，你才20多岁，而且听你口音不是会城人，你怎么知道它的？”坐在椅子上的一名80多岁的老伯站了起来，这位老伯家住在大新路的后面，儿时就经常来文明书局看书，现在，还经常来新华书店，“就像回到昔时的文明书局。”和老伯闲聊中，记者知道老伯是文明书局股东之一的后人，但他不愿意透自己的身份。

　　整个下午，老伯就像诉说和自己没关的往事一样，说起了文明书局的前世今生。

　　为承印新会首份日报而开设

　　据老伯介绍，文明书局原名文明印务局，最初是承印《新会醒报》而开设的。

　　民国元年（1912年）春，何琴樵、施见三等借用府前街（今惠民中路）伦氏仰德祠，挂起《新会醒报》的招牌。他们办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也没有什么股东，只是雇请一二位知识界人士负责长期采访，由施见三、何琴樵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评论文章；赵洛耆和张惠吾撰写骈体小品文、郑德如写班本，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李淡愚、黎壁湲、林仲鸾等经常投稿支持。

　　初时，他们每天编好稿件，送到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取回发行。后来因为来往费时，而且没有专人驻江门校对，错漏常见，就由何琴樵约同何剑池、何保臣筹款购买印机铅字，在宜民桥设“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从此，文明书局在葵乡这一座小城萌芽、抽枝，茁壮成长……

　　历经数次搬迁

　　文明书局初始店址设在宜民桥附近的隆祀旧铺，那时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室之后的民国元年（1912）。百废待举的时候，文化事业尤为人们所注意，但铺位偏在一隅，而且当时醒报已因事停办，为了扩充业务，增强了人力和资金，1914年迁至大新路冈州银行楼下第一间。

　　1916年，地方纷乱。文明书局对面有一间达材书局，招人承顶。文明书局把历年的积累提出来，全部顶受了达材书局，将原有的印刷器材迁至对面，即现在新华书店的一半，于是扩充成为书籍、文具、印务三大业务。民国八年因接印新会县报，需要扩大排字室，于是顶受临左宏昌纸料店全间（现在的广播电台），并连怀德巷的两间小屋，改为光线充足的工坊。

　　文明书局的地址，经过四次迁徙，已成为固定的铺位。1929年，会城兴建马路，把铺面缩成十多市尺，文明书局不得不缩小机房，并乘时改建，添筑骑楼，布置二楼为图书仓库，同时把铺面营业部的深度扩大。1935年，文明书局增开了江门分店。

　　解放后，1951年起，教科书由新华书店统一发售。文明书局的文具部也在1954年结束营业。在工商业要分伙的期间，经过文明书局工友们的选择，认为走向印刷工业有前途，1954年以二亿多元（旧币）的资产和印刷同业“民生”等合作，组成“文化印刷厂”。1956年再清产核资，以一亿四千万元（旧币）资产并入“新会印刷厂”，江门分店同时并入“江门印刷厂”。

　　陈年往事

　　新会文化界的会馆

　　文明书局向广州永汉北路“时务”、“时敏”、“维新”等几个大文具商（解放后改组为文一公司）订约销货。每年冬季就备办了春季开学的文具用品，供应无缺。在1924年以后，新学制教科书在全国试行，它接受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新会总代理，世界、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五邑总代理，并特约北新、生活、会文、广益、锦章、医学等书局长期来往，订约试销新书。自后凡有上海各局出版新书，都有5本以上寄来试销，合销的可以增添，不合销的可以限期退回，因此新书源源而来，让读者大开眼界。

　　文明书局同时派专人负责代客寄取书籍，代订杂志，不论京津沪杭，有委托即务求取得，以满足读者要求。文明书局还把铺面书橱扩大，分为社会、政治、教育、自然、经济、文学、史地、哲学、艺术及其他各架，分类陈列，任人取阅。另有长书柜二张，经常调换新书。环绕长柜，设置四张长椅，方便人坐阅。当时，宾至如归，门庭若市。

　　当时，新会文化界著名人士何琴樵、施见三、李淡愚、林仲肩、李香介、李毓卿、李名若等经常在文明书局相会，而且有很多教师和文化工作者每日川流不息地集中来往，有人称它为“文化界的会馆”。新会教育界权威谭仲鸾先生，更称它为“新会的商务印书馆”。

　　知情人说

　　出版书籍力求开启民智

　　文明书局是以编印自己的几本书而起家的，就是当时人人需要的读物，如应世杂文、简明珠算、信札、解字、作文等书。记者在查找资料时，李中壮在景堂图书馆找到了几本文明书局编印的书籍供记者参考，书页发黄，卷起的边角有些脆断的迹象。“创办人何琴樵和施见三等以闲暇的时间编写书籍，以其切合实用，能裨益人群的文化智识，每出一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李中壮一边翻看一边分析了书籍的作用。

　　《应世杂文》，介绍了婚丧仪式、公文程式、买卖契拟、广告、交际仪式等，后来增加内容，改名为《应世万有文》；《简明珠算》，说明算学原理和算盘用法，从加、减、乘、除四则入手，以至商业贸易习题、测量、飞归、数学游戏等，让初学者明白易晓，无师自通。这两本书最为适合实用，几乎人手一册。《清醒信札》，民国初年，市上信札范本多是高深文言，难解难学，本书一出，人们喜爱其浅白适时，各小学争相采用作为语文补充读本。何琴樵早在民国十九年，编有《圭峰古迹》一书，详细介绍圭峰山景点，此外还有贺年信札、初级珠算、习字善本、儿童益智故事、中国文学家小传等书。

　　专家点评

　　向各阶层输送“文化食粮”

　　新会景堂图书馆老馆长李中壮对文明书局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1912年至1954年，新会人民群众莫不知有文明书局，虽然它的商业地位不如葵扇果皮业的走遍江湖，也不如绸布业、故衣业、金银业那样资本雄厚，文明书局与广大群众相接近，和每一阶层都有联系，而且能够全面、深入地供应到全县和邻近每一间学校、每一个学生应用的书籍簿册和文房用品，利用多种销售方式，向各阶层输送“文化食粮”。

　　在“九一八”国难以后，文明书局印送过不少呼吁救亡、共赴国难的文件，以图唤醒人心。沦陷后就因为“抗战必胜”、“全力救国”的宣传品，惹起日寇和汉奸到来搜铺两次。平时有关于社会福利的印刷品，多是半义务或全义务。为了提倡风雅，鼓舞文风，曾义务印刷《怡云诗社吟草》至三十多期。代读者向出版社寄购书籍，不论如何偏远省份，只收书价，常常亏了邮寄费，全不计较，以此鼓舞人们购书的兴趣。

　　文明书局在八股已废之后，新学启蒙之时，力求开通民智，对于民俗进化，做了不少的努力，尤其对学校教育和民众知识教育都有重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