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庆

　　1978年至1979年间，广州市知青办陆续收到一些海外华侨的来信，反映早年满腔热情送子女回国求学，“文革”期间却被动员上山下乡去海南岛农场务农，荒废学业，生活也陷入窘境，要求政府安排回城就业。有些来信直接寄到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钟明同志那里。

　　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知青回城之风四起，广州市的下乡知青通过种种门路先后回城，他们有父母亲戚的关照，或招工顶职，或办理病退，或创办知青公司自谋职业，渠道多多，而且回城不存在居住问题。而归侨学生就没有这些有利条件，父母在海外，回城来找谁？工作谁来安排？又往哪里找住宿？而不少人在农场已完婚育有子女，出国或去香港当时也不容易办到，难度确实不小。

　　省侨办有心无力，多次努力均被难住，颇感无奈。对归侨知青即使不提照顾，起码也应该是一视同仁，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对侨务工作有不良影响，不利于争取侨心，开拓侨务工作。

　　钟明书记决定牵头与省市有关部门共商办法。1979年秋，在市委会议室召集省市两级知青办、侨办、人事、劳动、教育、农垦等部门开会，讨论解决办法，要求各部门开绿灯，相互配合，妥善安排归侨知青回城工作，以利争取侨心。

　　会议开始，钟明书记开门见山发问：“在座诸位还有谁的子女上山下乡未回城？”见没有人答话，他接着说：“近期陆续收到海外华侨的信，所反映的问题令人伤感，不一一赘举，只说来信中具有共同点的内容。第一，我们送子女回国求学，是为弘扬华文母语，增长知识，后继有人，也相信国内的教育是好的，为什么要动员去务农？如果为了劳动，难道在海外找不到锄头和土地？第二，为什么广州市的知青可以回城，而华侨的子女就不可以回城呢？又不批准有条件的人出港投亲靠友（当时出国是很难的，华侨学生本可以来去自由，但当时的侨居地政策一度就不行，出港也有指标限制）。”

　　经过研究讨论，会议决定与会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先下海南摸清人员情况，并指定省侨办负责写一份有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国务院侨办和广东省政府，请示善后。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华侨学生被动员上山下乡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当时全国有五所华侨补校，即北京、广州、云南、广西、福建华侨补校，国务院侨办审阅调查报告后，认为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不宜下发统一文件，可由广东侨办报省政府批示和实施。

　　广东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及时批转省侨办的处理意见，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调下，经过几年的积极安排和筹拨资金资助接受安排的单位建造住房，数千归侨知青（含配偶子女）陆续回城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去向遍及广州、深圳、珠海、江门、湛江等地，行业有机关、学校、工厂、旅行社、商业、敬老院、医院等（广东省侨办还创办广东粤侨企业总公司作为事业性安置基地）。经历了“农转非”这一极为不易跨越的门槛，归侨知青十分珍惜新的工作岗位，后来，不少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安排归侨知青回城工作，大大地争取了侨心，如同落实华侨房屋政策一样。如果说，家乡祖屋是华侨的根，那么，归侨子女则是华侨未来的希望。归侨知青回城，对后来广东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意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