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我一生的事业

——访原《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原暨南大学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何军

　　他幼年时代生长在国外，成年后毅然抛弃外国国籍，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青年和中年时期他成为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为党报发展呕心沥血；老年，他走上了高校领导岗位，为教育中国的年轻一代，到处奔波。在暨大百年校庆之时，他被授予终身贡献奖。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兴邦的老侨胞、老革命者的风范。近日，记者有幸在广州采访到了原《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原暨南大学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何军。

　　1　十岁小华侨“擦鞋抗日”

　　记者：您出生于北美洲墨西哥一个清贫的华侨家庭，当时，您对中文和中国的了解有多少？

　　何军：家父是恩平县平塘乡平三村人，十多岁时为穷困所迫，卖身(即“卖猪仔”)至荒无人烟的美洲垦地种棉花。30多岁卖身契约期满才返乡娶妻，又回到侨居地谋生。我1921年6月在墨西哥卡略市出生，从自小就深受父母勤劳、俭朴优秀品质的影响。

　　5岁时，父母便要我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学英语、西班牙语等西方文化。我日间进私塾式的中文学校，晚上到教堂里学ABC。父母还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为我讲授《三字经》、《幼学故事琼林》和珠算等。10岁，我进入墨西哥的公立小学，并到黑人家庭里学英语，课余时间到华侨商店做售货员、收款员。这期间，我还利用一切空隙，遍读了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我在八九岁时作文便能引经据典，由此被戴上“神童”的桂冠，成了当地华侨教育子弟的榜样。这样的中西结合的教育，造就了我开阔的视野及兼容并蓄的胸怀。

　　记者：“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小小的你竟然有了抗日“行动”？

　　何军：1931年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华侨义愤填膺，掀起抗日怒潮，纷纷解囊捐献，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我在学校里，也受到日本同学欺凌和当地孩子的蔑视，因此萌生了走抗日救国之路的念头。我约同华侨子弟沿街募捐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我还央求爸爸给我做个小小的擦鞋箱，背着它到处叫嚷“擦鞋抗日”。我通过华侨组织把华侨的捐款交给了祖国。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我为十九路军的英勇精神所鼓舞，在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每晚6时便守候在美墨边境关口，等候晚报一到，便买上两份，飞快送给正焦急地等待着祖国抗日消息的华侨，就这样我风雨无间地当了半年义务的报刊速递员。

　　2　出让“出生纸”一心救国

　　记者：回国后长大成人，您为什么没有到国外谋生，这不是当时大多数侨乡人梦寐以求的事吗？

　　何军：1933年，我们举家乘轮船回国，路经上海，我要求爸爸雇车带我到闸北看看日军轰炸留下的罪行，可见我对敌人是多么地仇恨！12岁我进入恩平中学就读，成了这所学校年龄最小品学兼优的学生，还是同学拥戴的学习部长……

　　成年后，我拒绝家里让我重渡太平洋到国外谋生的劝告，还慷慨地让家人把自己的“出生纸”送给别人，堵绝自己的后路，决心在救国的征途上一干到底。这时，一些进步的书报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文艺著作、《救亡日报》、《大众哲学》等，这些对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1938年，在抗日洪流中，17岁的我投进了抗日先锋队的行列，也参加了恩平的政治大队。翌年，我在课堂里再也待不住了，索性停学，回到家乡参与组织了恩平旅游回乡服务团第二团。大伙在一次闲聊中，提起了找党的问题，有一位同志递给我一本书，说是小说，让我回去后认真阅读。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本没有封面的，介绍党组织的书。1939年9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服务团里，我逢事都带头。演说、演戏、编书、教学、家访、个别谈心……什么都干。我的歌唱得不好，为了宣传，硬着头皮在一出喜剧里演主角，随着筷子击碗的节拍，几首木鱼唱得不伦不类，惹得全场大笑，反收奇效。我们就这样在平塘、月水一带建立起农村党支部，成了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后来，我担任了恩平一区地下党的主要领导。

　　3　打入民营报纸与敌人周旋

　　记者：这时候，命运让您开始接触到了新闻事业，并且一打交道就是大半辈子？

　　何军：1945年，地方掀起革命的武装斗争，我奉召回到粤中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并协助办油印的《粤中人民报》。日本投降后，我听从组织的安排，打进了江门一间民营的报社——《复兴报》，利用报纸开展隐蔽的斗争。

　　我和另外一名共产党员一起，与当时开明的总编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取得了老板的高度信任，顺利地开展工作。我们利用老板这个地方集团与当权派当局的矛盾，抓住每一个机会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反动的施政方针，把县参议会互相攻讦的材料，变成一颗颗强有力的子弹，发射向敌人的营垒。同时，我们利用副刊、时事、评沦等，宣扬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争取报社电台的收报员，截取新华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插进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里，以此来透露一些前线的真实情况。敌人使用威胁、恫吓、利诱等手段对待我们，我们毫不畏惧，支持老板坚持斗争，顶住反动当局重重恫吓。反动当局只好以“言论左倾，为匪张目”的莫须有罪名，下令封闭《复兴报》。为此，我们与兄弟报社的共产党员共同做好统战工作，争取省记者公会的声援和地方上社团、社会名流的支持。我们坚决不后撤，不暴露身份，不给敌人以把柄。19天后《复兴报》终于得以复刊，以共产党员为主导的斗争取得胜利。在报纸一切状况正常了，党组织才决定将我调出，我以“出国谋生”为名而秘密离开江会地区。

　　4　在《羊城晚报》任副总编辑

　　记者：从地下办报到直接办党报，从地方小报到省级、中南局级大报，您经历并见证了我国党报从解放前到解放初期的每个发展历程。能否重点回顾一下您参与办《羊城晚报》的情况？

　　何军：1949年10月下旬，粤中纵队司令部进驻开平三埠镇。我奉令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接管江门的伪报社。我驾轻就熟，迅速组织了编辑、记者队伍，开展工作，创办了中共江会区工委的机关报——《新中报》即《粤中人民报》的分版。从此以后，我长期工作在党的新闻岗位上，历任粤中地委、粤西区党委党报的总编辑。由于工作的需要，1956年春，我率《粤西农民报》部分工作人员，编入《南方日报》的队伍，先后当过农业部、政法文教部主编。

　　1958年初夏，我调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的职务。在晚报工作期间，我跋山涉水到海南岛，到万顷沙等第一线采访，被同行誉为“实干家”。此外，我还兼管党的工作，我密切配合总编辑杨奇、副总编辑秦牧等同志，一起探索办好一张社会主义晚报的路子。在我们的努力下，《羊城晚报》成为最受群众喜爱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5　成为暨南大学党组书记

　　记者：好像因为是归侨的关系，您的晚年总是在从事与对外有关的工作，比如在广州外语学院和社会主义的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任职？

　　何军：是的。1976年初，我从中共广东省委文教办调到中央部属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工作。我们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解决他们的困难。老教师扬眉吐气，年青教师意气风发，学生朗朗读书声随处可闻……校园内一片兴旺景象。经省委批准，广州外国语学院成为省内第一所召开党代会的高校，我当选为书记。从此，学院迅速发展，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外语人才，输送到外交、外贸战线。

　　1984年，我已经超过离休的年龄，可是，因为暨南大学原领导班子因平均年龄偏大需要调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遍寻人选，最后选中了我。因为我既是归侨、大学本科毕业，又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并且在外语学院工作期间深得教师、学生爱戴。于是在省委主管高教的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出任暨南大学党组书记、第一副校长(梁灵光省长兼任校长)。

　　6 通过“向海外招手”扩大影响

　　记者：我们现在都知道暨大是省内乃至全国都有名的大学，但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您上任后，是怎么开创新局面的呢？

　　何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冲破长期以来关门办学的模式。为使学校与国际教育接轨，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校声誉，吸引更多的华侨学生，我们采取多种措施。首先，我们决定派出各学院的院长组团访问美国的大学；系主任和管理人员分批访问香港的大学，与对口的专业建立交流的关系。这一举措震动了整个暨南大学。

　　我还亲自带队到海外华侨较多的国家及港澳，拜会一些知名的爱国华侨及原学校董事会董事，还恢复和新建一批海外的校友会，充分依靠和发挥他们的力量来办学。我们到香港拜访诸校董；组团到东南亚访问三国校友；到日本六大城市的华侨团体中宣传暨南大学，很多华侨至此才知道祖国有这么一所华侨大学。

　　我还采取大胆的措施，请港澳的新闻界来校，包括港英当局的传媒和那些不那么友好的报社。出国访问，接受传媒采访，通过当地的报刊宣传暨南大学，泰国的报纸还曾以大标题“暨大在招手”进行了报道，扩大了学校在海外的影响。

　　记者：那时暨南大学的香港毕业生，在港的工资偏低，有人认为原因之一是暨南大学招生分数偏低，您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

　　何军：我为此专程到港，与我驻港机构和当地各大企业共商毕业生的地位与待遇，有人说这是“反歧视”的斗争。同时，我们力排众议，承认港英当局的考试制度，参照他们招生的模式，录取标准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同，绝不降格以求，保证了招生工作的健康发展。1984年暨南大学外招报考1330人，一年后增至2160人，增加了60％。

　　我们还经过两年至三年的实际调查，根据港澳社会和侨情的需要，增设了计算机专业、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等多个专业，提倡中英双语教学并着手筹办中医专业等。两三年间，暨大淘汰了400多门旧课程，新开了200多门新课，为港澳和海外培养了很多专才。1986年暨大校庆80周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祝贺，对暨南大学的办学经验加以肯定。暨南大学从此蜚声海内外，声誉日隆。在这方面，我作为主管学校工作的老归侨，为这所社会主义的华侨大学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在暨大百年校庆之时，我被授予终身贡献奖。

　　1994年，我73岁时才经批准离休。因在华侨中享有一定的盛誉，全国侨联还聘我为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也选我为常务理事。

　　文/本报记者 傅健　图/何军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