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斥方遒写壮志

——访司徒美堂秘书、著名记者和作家司徒丙鹤

　　司徒丙鹤，1916年出生，开平赤坎镇雁湖里人。朝鲜归侨、著名记者和作家，周总理亲自指派到司徒美堂身边的秘书。

　　几十年来，司徒丙鹤一直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北京、山东等地，从事教育、侨务和新闻工作。他先后任职于香港《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华商报》、《文汇报》，广州《前锋日报》、《新商晚报》，北京国家侨委，中国侨联，全国政协华侨组、内务部，山东劳动大学。编著文集有：《祖国与华侨》、《束风楼杂记》、《京华感旧录》(五卷)、《从牛棚到干校》、《美加纪行》、《北京政坛见闻录》、《爱国主义与现代化》、《特写通讯选集》等。

　　司徒丙鹤的知名度，首先是因为他作为周总理亲自指派到司徒美堂身边的秘书，并以这个身份陪司徒美堂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第一次见到司徒丙鹤，是在2005年10月底，当时是司徒氏图书馆80华诞前夕，我在该馆采访时巧遇司徒丙鹤，他身材清瘦，额头高阔，对人热情，逢问必答，只是隔一段时间，就要戴上氧气瓶吸吸氧。第二次见司徒丙鹤是在2007年9月，我到北京进行《在北京的开平人》采访。在司徒丙鹤位于北京团结湖的家里，没有发现氧气瓶，他的精神很好，连续说话数小时也不见疲累，而且记忆力奇佳，谈笑风生妙语连珠。采访中，司徒丙鹤一直自称“老记者”，还说：“做记者就要做一辈子。”虽然年过九旬，他依然每天关心时事，勤耕不缀，爱国之情，跃然纸上。近日，我又致电司徒丙鹤老人，了解他的近况。

　　1　曾办过报纸参加过十九路军

　　记者：您是在开平出生的，为什么会到上海读书？

　　司徒丙鹤：当年，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在江西、武汉等地开办大茶庄、锡矿、陶瓷、绸缎、香烟、杂货、汇兑等工商业，三伯父还出任南昌商会会长。我年仅14岁时，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送我离乡，到上海读书。读书期间，长辈们一直赞我一表人才，好学聪明，多次流露出希望我将来接手家族产业的意思。

　　记者：您是怎么成为一名记者的？

　　司徒丙鹤：1931年，那是一个全世界都动荡不安的年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了我国东北，上海也枪声炮影，家里生意做不下去，我在上海的学业也不能继续了，于是前往武汉。在武汉，我和周焕构、李剑影、卫灼谦等几位粤籍热血青年常常在一起讨论：民族危亡，我们该怎么办？后来，我们组成“友联社”，自编油印《友联》月刊，宣传团结抗日。我的家乡开平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因此，我还投稿给开平《教伦月报》，开展对华侨的宣传。这可算是我当记者的开端了。

　　记者：听说您曾投笔从戎，并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十九路军？

　　司徒丙鹤：是啊！那时候的热血青年，都会勇敢地走上保卫祖国的前线，我也不例外，参加了当时国民党的中央军，深入湖北苏区，但是，2个月的苏区“剿共”情景，让我无比感触，那里满目苍夷，死尸遍地，狗吃了人，连眼睛都发着蓝光，乌鸦飞下来啄人，将人的肠子吊在树上。那情景，凄惨悲凉，我的脑中时时涌现着这样的诗句——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生民百遗一，思之断人肠。

　　因为水土不服，我在行军时高烧40多度，一路上直打冷震，当我倒在路上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个排长对我说：“你不走，被共产党捉住就会枪毙你。”但是，我发现，路边牺牲的都是红军，他们才是真正抗日的人啊。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自此，我加深了“内战不能再打”的认识，开始另谋出路，并找机会从河南开封坐火车回到了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应该炸毁的万恶社会：楼上的人在跳舞，楼下的人在饿肚子；日本鬼子来了，没有人抵抗。我和一些热血爱国青年一起想抗日，决定投奔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是好样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即奋起迎战抗击，因而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在投奔十九路军的路上，我们为了防老虎，晚上要睡在树上。后来，“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十九路军从上海撤出，番号亦被取消。

　　英雄的十九路军失败后，我自觉没脸回乡，就留在广州。后来，是母亲叫大哥将我赶回乡的。

　　记者：从生死搏斗的火线退回家乡，您还想抗日吗？

　　司徒丙鹤：只要有一口气在，我都会这样做。在家乡开平，我在友人的帮助下，创办了《新生周报》，与上海杜重远办的《新生周刊》一同发行。两年的政治与军事的曲折斗争，给我了很大的震撼，我以此为题材写成30万字的《在骷髅上的狂笑》小说初稿。很可惜的是，当时未获出版机会，后来原稿毁于“文革”了。

　　记者：听说您因为办报得罪了达官，曾被逼到国外避难。有这样的事吗？

　　司徒丙鹤：有。当时，我办的《新生周报》因为宣传抗日和揭露贪官污吏，得罪了当时国民党的一名县长，我上了通缉的黑名单，只好远走朝鲜。

　　2 做记者一定要深入生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从朝鲜回到中国继续做记者的？

　　司徒丙鹤：1938年，我从朝鲜回国，并在半游击区办报。后来，我又分别在《前锋日报》、《星岛日报》、《华商报》等工作，并与人合办过《开平华侨月刊》、《好消息》等报刊。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前锋日报》当记者，当时，官吏贪污，美国特务横行，民众衣不蔽体，这一切激发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责任和义愤，通过深入采访，写出特稿进行揭露，为民请命。当中，最难忘的是《痛论人间何世》特稿的写作。

　　记者：您这样做又会得罪人了吧。

　　司徒丙鹤：（笑）是啊。期间，我又因文得祸，不得不抛妻别子，匆忙经澳门转到香港。在“文革”期间，我再次因文得祸，受到批判和抄家，要到“牛棚”学习，甚至被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但是，我从不后悔，好记者就当为民请命。

　　记者：您的记者之路曲折不已，有长风破浪的快意时候吗？

　　司徒丙鹤：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在北京举行代表会议，当时，我被委任中国新闻社特派记者，进驻西苑饭店会场，进行广泛采访。当时，我已停笔13年，重新执笔，内心激荡不已。我一口气访问了梁漱溟、港澳商人马万祺、王宽诚，四川的胡子昂以及纺织女专家邓云鹤等，稿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的好评。

　　1980年，我重返香港报界，任职于《华侨日报》、《天天日报》、《文汇报》和《镜报》，撰写社论、时评，《京华感旧录》及杂文，致力于两岸三通和开放改革的报道工作，特别是1982年，我采访了中国很多县市，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至1996年，我走遍了全国以及走访了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将自己在国内外的见闻，以多个笔名发表在《文汇报》、《大公报》等数十家海内外刊物上。

　　司徒丙鹤：那是2002年9月26日，中国新闻社为我颁发的一块牌匾，上书：司徒丙鹤同志，为中国新闻社服务五十年。寥寥数字，却是对我一生追求最好的诠释，也是我一生的光荣。走过了92个年轮，我还是觉得做记者最好，什么样的阶层都能接触，做记者不要写假话、空话、大话，一定要下基层写文章，深入生活。

　　3 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记者：现在，人们说起司徒美堂就会想到您，说起您也会想到司徒美堂。您是怎么跟司徒美堂结缘的？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是美国洪门大佬，也是我的同乡。1946年4月，他率美洲各地洪门代表回上海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不久，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蒋介石单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司徒美堂愤而登报，并悄然到了香港，住在半山区。因为心情苦闷至极，他闭门不出，加上有特务看守着门口，许多人想找他都不得其门而入。当时，我是《星岛日报》的记者，大家就让我以记者身份将司徒美堂约出来。

　　记者：那是您第一次见司徒美堂吗？

　　司徒丙鹤：1941年太平洋战争期间，我在司徒美堂回到香港时见过他，但是，他的身边一直有特务监视，我是一名地下工作者，身份特殊，因此不敢与他接近。大家只见过面，没有交谈。

　　记者：您和司徒美堂见面的时候，身边有没有特务监视？

　　司徒丙鹤：有。我将司徒美堂约出来喝茶时，就用开平话谈话。当时我开门见山地问：“对于时局，五公，你有什么看法？”司徒美堂激动地说：“不能打内战，不能一党专政，应该给人民自主与民主……”

　　记者：特务听不懂开平话吧。

　　司徒丙鹤：特务听不懂开平话，只能干着急。

　　记者：后来怎么样？

　　司徒丙鹤：司徒美堂曾经说过，“谁能拯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经过冷静观察，他终于作出抉择，在1948年10月26日离港赴美主持全美洪门恳亲大会之前，暗中叫我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月18日，我一气呵成代他起草《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司徒美堂看了非常满意，后来，毛泽东看了也非常高兴。10月30日，司徒美堂安全到达美国后，我按其嘱咐将全文登在香港各报。此后，司徒美堂与国内的联系以及文稿函件的起草，包括和毛泽东的7次通信来往，都由我联络和开展。

　　记者：您曾陪同司徒美堂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了。

　　司徒丙鹤：那是我感到毕生光荣的事。1949年8月13日，80多岁的司徒美堂冲破重重阻力，在恩平人唐文照的护送下从美国纽约飞回香港，我以政协“联络秘书”的身份，到启德机场接机并护送其到北京。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司徒美堂，并与我亲切握手，一同参加“瀛台之宴”。10月1日，我们登上天安门城楼，目睹了天安门前红旗似海、欢声雷动、50万人庆祝游行的伟大场面。

　　记者：后来，您就成为司徒美堂的秘书？

　　司徒丙鹤：开国大典后，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我，要跟随司徒美堂做好工作。此后6年间，我一边担任记者与侨务等工作，一边与司徒美堂住在北京紫禁城边北池子83号四合院内，笔录司徒美堂口述的《旅美69年生活历程》等文书。《旅美69年生活历程》在《光明日报》连载，得到毛主席的多次称赞，后来还出了单行本，由谢觉哉、何香凝作序。　

　　记者：您对司徒美堂有什么评价？

　　司徒丙鹤：爱国爱乡，黑白分明。

　　4 《江门日报》办得很好

　　记者：我知道您是一向关注时事新闻的，您怎么看现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以及北京奥运？

　　司徒丙鹤：近期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事件的报道，有的是因不明真相造成的，因为有一些人一直对中国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虽然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我们欢迎他们来中国看看。

　　1954年，我在当司徒美堂的秘书时，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见过达赖，后来，他见到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就搞分裂活动，歪曲真相，令人愤慨。

　　面对西方部分歪曲事实并对北京奥运会持有不友好态度的“声音”，我们不能过激地采取19世纪的抵制行为，因为，中国人过去是饿着肚子挨打，现在，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了，我们爱国，也能站出来讲话了，全世界华人华侨在国外以正当的行为表示抗议的做法是很对的，这是世界人民的奥运会。不要将政治问题带到奥运会来。

　　近期，好多华侨从世界各地给我打电话，说看到圣火在世界传递，非常高兴、感动、自豪。我们都记得，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只有一个人参加一项运动，让人惭愧。现在，我们的国家也能举办奥运会了，这是祖国富强的象征，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办好奥运会，将奥运会和平的圣火传遍世界。

　　记者：请问您有看过《江门日报》吗？

　　司徒丙鹤：我回到家乡都要看《江门日报》，在北京，我也时刻关注着家乡，因此也关注《江门日报》。

　　江门是中国侨乡，作为宣传喉舌的报纸办得好不好，不仅是江门当地的事情，还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我觉得《江门日报》办得很好，出版很快，采访、编排有深度，接近群众，接近华侨，看问题准确、深入。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若婵)